高考结束，知道我大学无望，父亲四处借债，让我到县城里去复读。我说，不读了。背了爷爷留下的锯子、刨子和一把斧头，去无锡投奔一个做木工的远房堂叔。

　　无锡，是18岁的我，去得最远的地方。刚到无锡的那段时间，我就举着个写着“木工”两字的小木牌，傻傻地蹲在路边。

　　因为接不到活，堂叔介绍我到江南大学的一家制作公交站台的工厂。我的工作就是在这些庞大的铁架子上，一遍遍地刷上油漆。休息的时间，我常去图书馆门口转悠。可是进不去，我不是大学的学生。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去处，中文系有个卖书的书店，叫做“江南书屋”。

　　空闲的时间我就去书屋看书。书屋里的老师对我慈爱地笑笑，听任我看，并不要我购买。有一天，书屋的庄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到书店来，当店员，兼搬运工。

　　第二天我就来了。兴奋地踩着三轮车，从遥远的书店拖来满满一车的图书。老师让我在书店的仓库里清出一块地方，铺上木板，当我的床。书屋其实是由一间教室改成的。教室被高大的书架隔成两半，前面一半开店，后面一半做仓库。这一夜，我几乎把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抚摸了一遍，兴奋得无法入睡。

　　我的顾客大多是学生，我的同龄人。我是热情的，可是他们很少和我说话。他们一边在书架前翻着书，一边叽叽咕咕地说话。他们所说的内容，我都关心，可是插不上一句。

　　有一天，来书屋的学生，谈的都是一个话题。就在学校背后的惠山顶上，将有一场盛大的聚会。全市有名的作家和学校里著名的诗人都会去，去朗诵他们自己的作品。

　　我站在柜台的后面，眼巴巴地听他们热闹地谈论着如何在小树林的树枝上挂上自己的诗作。没有人在意我，没有人漫不经心地向我说句顺便的客气话：你也来吧。他们还有请柬，很多很多的人都有请柬。凭这个，可以乘索道上山，可以一直到山顶的电视塔。

　　我是翻过学校后面的围墙上山的。午后就出发了，没有路。其实自己花钱买票也能乘索道上山，可是我怕遇到那些常来书屋的学生。他们如果看到我，一定会惊讶得要命。

　　我手脚并用地攀援着，一路忐忑不安，怕在山里也会遇见熟人。终于安全到达电视塔，天色还早。远远看过去，已经来了不少人。我躲在一块山石的背后，想等天黑下来，再混过去。

　　已经有人在树枝上挂上自己的诗了，有人高声地读了起来。我的手放在裤袋里，紧紧捏着一张纸条，我写的诗。可是我没办法走过去，只是远远地坐在这石头的后面，一遍遍给自己鼓气。

　　渐渐有成双成对的情侣向僻远的这边走过来。我只好向更远的地方退过去。终于，我在一个残破的生满了杂草的古墓旁边坐了下来。是秦少游的墓。我就坐在这墓的旁边，等着天黑。

　　回到山顶的时候，晚会已经开始了。电灯并不是很亮，还发出嘶嘶的声音。非常多的人带着手电，把站在场地中央朗诵诗歌的人的脸照得光芒四射又斑驳陆离。人山人海。朗诵结束，一批批的人走进了场地中间，后面人的手搭在前面人的双肩上，围成一个圈，人们唱起歌，圈子旋转起来。又有更多的人在外面围成更大的圈，一样地旋转着。所有的人都唱着同一首歌，四周的散客让手电筒的光芒像蛇一样地扭动。我站在一棵老树的树桠上，热切地张望着。我知道，此时我混入其中也没有人会知道我是谁，也不会有人来问我。树叶遮挡着我的面容，看着这狂欢却又与我无关的人群，我的内心喊叫着，一起跳吧，一起跳吧。可是我走不过去，我的心情激动，充满渴望，却又满怀悲伤。

　　这18岁的渴望，支撑着我走到今天。并驱使着我去记录，一样苦苦挣扎的年轻的他们。

　　申赋渔

　　2007.11.17

　　（申赋渔，南京日报著名记者，专栏作家。专栏散见于《南京日报》、《杭州日报》、《福州日报》、《深圳特区报》等。）